議會抗爭無前途 葬送香港代價高

過人君 2020/07/20 檢舉 我要評論

民主派立法會初選投票結果上周初公佈,在反修例騷亂和《港區國安法》迅速立法的背景下,「抗爭求變」心態一如所料主導了選情,堅持勇武,而實際上主張自決、港獨的抗爭派代表得票率高於傳統泛民參選人。疫情反彈之下,仍有約61萬人投票,讓原先預期只有17萬人的主辦者感到亢奮,問題是這種亢奮並不健康,初選就是同一群人中選出自己希望見到的參選人,結果只能反映香港政治的對立性和分裂狀況。從理性和現實的角度來看,這種政治操作不可能符合香港長遠利益,更無法達到抗爭派希望做到的「光復」和「革命」。

民主派去年底在投票人數創紀錄的區議會選舉中大獲全勝,令其對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底氣充足,既然如此,為什麼初選主辦者之前預期投票人數如此低?原因很簡單,《港區國安法》實施後,抗爭代價變大,僥倖心理驟降,參與暴力示威人數大減,連泛民議員都「識趣」地減少了抗爭姿態;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許多市民希望社會盡快恢復平靜,預期投票人數相應減少也就不足為奇。可是,為什麼投票人數最終又比預期中增加這麼多?普遍判斷認為《港區國安法》激發許多年輕人的不滿,加上政府指摘初選違反《國安法》,讓年輕人不服,既然「唔敢」上街「抗爭」,轉而用風險不大的投票延續「抗爭」精神。

當然,沒有人知道真正原因所在,但綜合各種分析,抗爭成本的計算始終是主要考量。然而,讓抗爭派獲得「35+」,通過「癱瘓」議會繼續抗爭,就真的沒有成本嗎?

初選是否違法的討論重點不在於投票行為,而是抗爭派把它與民主派在獲得立法會大多數議席之後「癱瘓」政府捆綁,這才是初選有可能違法之所在。投票否決議案是立法會的權利, 但隨著《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以否決權作政治武器「阻礙」政府運作,就可能觸犯《國安法》。2015年立法會否決政制改革議案,沒有人認為它是違法的,但如今抗爭派表明要藉否決《財政預算案》來脅持政府,實現「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這就是另一回事。

16名勝出民主派初選的候選人,日前舉行記者會,表示他們組成的抗爭派已在初選中成為主流。

與癱瘓政府捆綁 抗爭派作繭自縛

在西方選舉中,競逐議會大多數席位是想獲得制訂或影響政策的權力,而不是為了「癱瘓」政府,如果有政黨這樣做,恐怕無法獲得選民支持。那麼,為什麼香港的抗爭派會如此要求?簡單而言,街頭抗爭無以為繼,他們參選並宣稱要進行議會抗爭,美其名是延續,實際上是一種尋找下臺階的手段。明眼人都知道,議會抗爭同樣只是泥漿戰,最後的結果與街頭抗爭一樣,只有破壞,解決不了問題,而「抗爭者」只會賭上自己所剩無幾的政治話語權與毀掉自己的參政前程。

非常不幸,協調初選的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竟然形容這次初選是香港人再次創造奇蹟。更令人不齒的是,初選過後搞手一一高調退出,明言「不會冒法律風險」,戴耀廷也說自己要專注於學術研究。如果他們認為泛民初選及參選者提出的政綱並不違法,為什麼要急於切割?相反,如果他們認為初選有法律風險,是否應該將風險告訴參選人和市民,包括告訴他們「癱瘓」議會的法律風險何在,而在選舉中提出類似建議亦可能會被檢控。

戴耀廷的行為清楚說明他沒有站在缺乏從政經驗的年輕人角度思考,漠視他們易在情緒驅動下衝動行事,罔顧風險。他也許依然沉迷於發動「佔中」後的政治喝彩聲中,完全投入「政治啟蒙」的自我設定,無視所謂「抗爭」早已荒腔走板,而一大批被引導走上歧途的年輕人正承受著沉重代價。論政參政不是寫論文,不能脫離現實,更不能訴諸煽動對抗的政棍行徑。這幾年在政治蠱惑下遭誤導犧牲的年輕人還不夠多嗎?難道囚於牢獄的梁天琦是自作自受,自我逃亡的黃台仰是「出國遊歷」?

香港民調17日發表初選報告,報告顯示百分之八十一的受訪者只會考慮投票給出線的候選人。而不會參考初選結果的,有百分之八的人。廖雁雄攝

盲目沉溺於對抗 換來更強反制力

更重要的是,政治現實下「癱瘓」議會的操作根本不可能成功。港府和中央早就對議會「攬炒」表明底線,認定這樣做違背「一國兩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港澳辦和中聯辦在初選後分別發表措辭強硬的聲明,譴責初選可能違反《港區國安法》。輿論普遍認為當局會在9月正式投票前DQ抗爭派參選人,情況就像去年區議會選舉拒絕讓主張自決、港獨的政客入閘一樣。

內地官媒曾以「蚍蜉撼樹不自量力」批駁以為可藉著「攬炒」迫使中央退讓的抗爭構想。抗爭派是否要孤注一擲,來一場毫無勝算的政治博弈?毫不客氣地說,抗爭派根本解決不了香港的問題—反修例騷亂充分證明盲目的政治對抗無助社會達成共識,反而製造更多混亂,結果就是中央強力幹預,包括通過實施《港區國安法》來恢復社會秩序。

內容未完結點擊第2頁繼續瀏覽
用戶評論